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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半农题记《何典》后,作


  还是两三年前,偶然在光绪五年(1879)印的《申报馆书目续集》上看见《何典》(2)题要,这样说:
  “《何典》十回。是书为过路人编定,缠夹二先生评,而太平客人为之序。书中引用诸人,有曰活鬼者,有曰穷鬼者,有曰活死人者,有曰臭花娘者,有曰畔房小姐者:阅之已堪喷饭。况阅其所记,无一非三家村俗语;无中生有,忙里偷闲。其言,则鬼话也;其人,则鬼名也;其事,则开鬼心,扮鬼脸,钓鬼火,做鬼戏,搭鬼棚也。语曰,‘出于何典’?而今而后,有人以俗语为文者,曰‘出于《何典》’而已矣。”
  疑其颇别致,于是留心访求,但不得;常维钧(3)多识旧书肆中人,因托他搜寻,仍不得。今年半农(4)告我已在厂甸(5)庙市中无意得之,且将校点付印;听了甚喜。此后半农便将校样陆续寄来,并且说希望我做一篇短序,他知道我是至多也只能做短序的。然而我还很踌蹰,我总觉得没有这种本领。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,这才做得好。臂如,标点只能让汪原放(6),做序只能推胡适之,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;刘半农,李小峰(7),我,皆非其选也。然而我却决定要写几句。为什么呢?只因为我终于决定要写几句了。
  还未开手,而躬逢战争,在炮声和流言当中,很不宁帖,没有执笔的心思。夹着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么报上骂半农了,说《何典》广告(8)怎样不高尚,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。这颇使我凄然,因为由此记起了别的事,而且也以为“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”。从此一见《何典》,便感到苦痛,再也说不出一句话。
  是的,大学教授要堕落下去。无论高的或矮的,白的或黑的,或灰的。不过有些是别人谓之堕落,而我谓之困苦。我所谓困苦之一端,便是失了身分。我曾经做过《论“他妈的!”》早有青年道德家乌烟瘴气地浩叹过了,还讲身分么?但是也还有些讲身分。我虽然“深恶而痛绝之”于那些戴着面具的绅士,却究竟不是“学匪”世家;见了所谓“正人君子”固然决定摇头,但和歪人奴子相处恐怕也未必融洽。用了无差别的眼光看,大学教授做一个滑稽的,或者甚而至于夸张的广告何足为奇?就是做一个满嘴“他妈的”的广告也何足为奇?然而呀,这里用得着然而了,我是究竟生在十九世纪的,又做过几年官,和所谓“孤桐先生”同部,官——上等人——
  气骤不易退,所以有时也觉得教授最相宜的也还是上讲台。又要然而了,然而必须有够活的薪水,兼差倒可以。这主张在教育界大概现在已经有一致赞成之望,去年在什么公理会上一致攻击兼差的公理维持家,今年也颇有一声不响地去兼差的了,不过“大报”上决不会登出来,自己自然更未必做广告。
  半农到德法研究了音韵好几年,我虽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书,只知道里面很夹些中国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线,但总而言之,书籍具在,势必有人懂得。所以他的正业,我以为也还是将这些曲线教给学生们。可是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了(9);他兼差又没有。那么,即使我是怎样的十足上等人,也不能反对他印卖书。既要印卖,自然想多销,既想多销,自然要做广告,既做广告,自然要说好。难道有自己印了书,却发广告说这书很无聊,请列位不必看的么?说我的杂感无一读之价值的广告,那是西滢(即陈源)做的。——顺便在此给自己登一个广告罢:陈源何以给我登这样的反广告的呢,只要一看我的《华盖集》就明白。主顾诸公,看呀!快看呀!每本大洋六角,北新书局发行。
  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,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,穷得不堪,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,教人催眠术以糊口。有一天他问我,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?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,求助于药物了。其实呢,在大众中试验催眠,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。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,爱莫能助。两三月后,报章上就有投书(也许是广告)出现,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,以此欺人。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,所以通缉他的时候,有一联对句道:“著《中国权力史》,学日本催眠术。”
  《何典》快要出版了,短序也已经迫近交卷的时候。夜雨潇潇地下着,提起笔,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,还夹杂些和《何典》不相干的思想。但序文已经迫近了交卷的时候,只得写出来,而且还要印上去。我并非将半农比附“乱党”,——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,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,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,是明明白白的,——不过说,在此时,使我回忆从前,念及几个朋友,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而已。
  但短序总算已经写成,虽然不像东西,却究竟结束了一件事。我还将此时的别的心情写下,并且发表出去,也作为《何典》的广告。
  五月二十五日之夜,碰着东壁下,书。
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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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七日《语丝》周刊第八十二期。
  (2)《何典》 一部运用俗谚写成的、带有讽刺而流于油滑的章回体小说,共十回,清光绪四年(1878)上海申报馆出版。编著者“过路人”原名张南庄,清代上海人;评者“缠夹二先生”原名陈得仁,清代长洲(今江苏吴县)人。一九二六年六月,刘复(半农)将此书标点重印,鲁迅曾为作题记(后收入《集外集拾遗》)。
  (3)常维钧 名惠,字维钧,河北宛平(今北京丰台区)人,北京大学法文系毕业,曾任北大《歌谣》周刊编辑。
  (4)半农 刘复(1891—1934),字半农,江苏江阴人,历任北京大学教授、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职。他曾参加《新青年》的编辑工作,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作家之一。后留学法国,研究语音学,思想渐趋保守。参看《且介亭杂文·忆刘半农君》。著有诗集《扬鞭集》、《半农杂文》等。
  (5)厂甸 北京地名,位于和平门外琉璃厂。过去每年夏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日传统的庙市期间,这里有许多临时摆设的旧书摊。
  (6)汪原放(1897—1980) 安徽绩溪人。“五四”以后,曾标点《水浒传》等小说若干种,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;每种前大抵都有胡适(适之)所作的序。
  (7)李小峰(1897—1971) 江苏江阴人,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,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,当时是上海北新书局主持者之一。
  (8)《何典》广告 载于《语丝》第七十至七十五期。前三期只刊登“放屁放屁,真正岂有此理”数语,未提《何典》书名。从七十三期(一九二六年四月五日)起,广告开头才是“吴稚晖先生的老师(《何典》)出版预告”,其中引用了吴稚晖的一段话:“我止读他(按指《何典》)开头两句……从此便打破了要做阳湖派古文家的迷梦,说话自由自在得多。不曾屈我做那野蛮文学家,乃我生平之幸。他那开头两句,便是‘放屁放屁,真正岂有此理’。用这种精神,才能得言论的真自由,享言论的真幸福。”
  (9)一九二六年春夏间,由于段祺瑞政府长期不发教育经费,国立九所大学都未能开学。北京大学在三月十五日召开教职员评议会,决定如不发一个月欠薪,生活无法维持,不能开课(见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《京报》)。后虽勉强开学,但教员请假者日必数十。不久,教务会议即议决,提前于六月一日举行学年考试,以便早日结束。这里说的“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”,即指此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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